全球驰名的旅游丛书《孤独行星》在其赴法旅游指南中这样提醒道：8月份，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停摆”的状态。尤其是在巴黎，商店纷纷关门，甚至部分博物馆也只在有限的时段里对外开放。当地民众也似乎都到大西洋沿岸和里维埃拉(Riviera，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度假去了。在这方面，法国人和西欧其它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一样，都负担得起休假一个月的开销，因为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这些欧洲人一年平均享有近两个月时间的带薪假期，其中包括休假和法定节假日。在这点上，他们的待遇和美国公民有着很大不同———尽管美国经济具备与西欧相当的生产力，且生活水平也和欧洲不相上下，但美国人的带薪休假时间大约只有欧洲人的一半。美国人一年平均约有4周的带薪休假；法国人有7周；德国人则有8周。在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人们的工作及休假习惯并非一贯如此。根据达特茅斯大学的萨克多特和哈佛大学的艾莱斯那与格拉瑟的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的工作时间要比美国人长。然而自那时起，大西洋两岸的民众对于闲暇时间的要求开始有了分歧。美国人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人则开始喜欢花时间品味“甜蜜的生活”。到了现今，美国人的工作时长甚至超过了以勤勉敬业而闻名的日本人。

“黑莓之咒”

这到底是为什么？对此的各种解释就像各类消夏场所般千差万别。沃顿商学院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一变化包含着文化和历史因素；相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将这种差异归因于税收。而萨克多特、艾莱斯那和格拉瑟则认为，该现象和工会的影响力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文化角度剖析欧美作息差别是最受大众传媒青睐的话题。在美国，诸如《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很喜欢炫耀美国的生产力和职业道德，而欧洲的媒体评论员则轻蔑地指出，美国人的生活已变得乏味无趣。沃顿的学者表示，虽然这些说法明显带有讽刺意味，但都有几分道理。欧洲人似乎更看重闲暇时光，而美国人则更多地强调“赚钱消费两不误”的理念。沃顿房地产教授黎辛斯基表示，在这一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下，美国人拥有的汽车和住房平均上要比欧洲人的大，度假屋数量也更多。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吉兰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欧洲人的自我价值常常与他们开雷克萨斯还是保时捷无关，而是和能否享受精彩的假期联系在一起。“暂别家园去享受长假在欧洲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在欧洲，金钱并不等于一切，社会地位不仅仅取决于金钱。寻找乐趣，或者说是寻找乐趣的能力，也是成功的标志，同样是获得社会尊重的一个原因。”

沃顿人力资源中心常务主任施耐德指出，欧洲的公司经理们常常会用完他们所有的假期，他们不在乎美国的同行是如何地以成为工作狂为荣的。“现在欧洲出现了一种趋势，人们要求获得真正的放松，希望完全从工作中抽身。”身为德国人的施耐德说。“而当一个美国人终于可以休上短短几天的带薪假期时，他们很可能仍然同办公室保持着联系。”他称这种现象为“黑莓之咒”(“黑莓”是一款可随时接收电子邮件的商务手机———译者注)。

这种休假文化上的鸿沟可能让来美国工作的欧洲人大吃一惊。沃顿高层经理培训部的一名主管达尔霍夫记得：当她到从事市场研究的AC尼尔森公司新泽西分部工作时，她被砍掉了将近一半的带薪假期天数。她之前任职的一家位于德国波恩的公司给她25天的年假———比德国法律规定的最低带薪假天数多出5天。而AC尼尔森最初只给她10天的带薪假期(美国法律没有规定带薪假天数的下限)。和许多德国人不同，美国人即便是在休假的几天里也经常会查看电子邮件。而在德国，整个社会对于休假的接受程度绝对要高于美国。你与外界完全隔绝地休息上两三个礼拜都没问题。

毫无疑问，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在曾获诺贝尔奖的普列斯卡看来，文化差异不能用于解释像工作习惯之类的基本问题。他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赋税。他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欧洲国家的边际税率远高于美国。他认为，这就导致欧洲人超时工作的动力比美国人小得多。如果你加班所得的大部分收入都要交给政府，那为什么还要一周辛苦工作45小时，而不是37.5个小时呢？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卡普利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说，边际税率并不适用于领取月薪的职工，这些人无论工作多长时间，薪酬和相应的税款都是固定的。然而，近年来工作时间增长幅度最大的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小时工。

此外，许多调查显示，现在美国人也愿意接受少挣钱多休假的工作安排了。而即便如此，他们的工作时间却仍在攀升。因为对于雇主来说，付钱让员工加班要比聘请新员工来得划算。在美国，雇员没有多少办法来反抗雇主这一不合理的安排。美国的工会仅代表了小部分员工，而且这些员工大多数是蓝领。

工会的影响力

萨克多特、艾莱斯那和格拉瑟印证了坎贝里的观点。他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欧洲的工会更强势，能向资方争取到更多的假期。他们指出，在德法两国，每10名工人中有9人受“集体议价协议”保护，而在美国大约只有20%的工人签订过这样的协议。由于势力庞大，欧洲的工会在政界和商界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得以通过游说手段，成功争取到有利于成员以及整体雇员的政策。相反，美国的劳动政策往往更有利于雇主。

不过，这种说法仍没法完全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更热衷享受悠闲时光。毕竟，欧洲工会的行动应该是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非更多的假期。萨克多特、艾莱斯那和格拉瑟说，驱使欧洲人做出多多休假决定的原因，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由该地区倾向享乐的文化引起的。

他们解释说，西欧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例如石油危机等。面对困境，雇主坚称他们不得不解雇工人。工会则反过来要求公司不得裁员，而是采取削减每名员工工作时间的措施。后者带来的效果与前者相同———整体工作时间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下降，但后者能在不解雇员工的前提下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教授们写道，那时工会提出了像“少干活，不裁员”这样的口号，来敦促雇主采取“临时性工作分担”的措施。

“作为应对负面经济冲击的一种措施，‘临时性工作分担’可能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但在单个的企业中，对于试图谋求成员利益最大化的工会而言，这一做法可能的的确确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不管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工作习惯上的差异都不太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由于面临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因年轻人失业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等问题，部分欧洲政治家开始极力主张变革。而一些企业经营者则威胁说，要将工厂移至海外，以此来向工会施压，促使其接受更为灵活的工作规定———包括延长工作时间，以及放宽解雇员工的限制等。

萨克多特认为，劳工方面的诸多限制是造成欧洲失业率比美国高的原因之一。那些造成高昂雇佣成本的政策———诸如多日的带薪休假及雇佣方面的限制措施———也可能导致雇主不愿意招聘员工。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靠协商谈判无法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欧洲的工作流动性要比美国低得多。”他指出，“所以当爱尔兰的经济形势走好的时候，不太可能出现人们从法国蜂拥至爱尔兰的情况。甚至在德国境内，在失业率很高的原东德地区，那里的人们也不愿去西部。在美国，正是工作的流动性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在欧洲，人们就是不愿意为了一份工作而搬家。”

大多数人在讨论休假这一问题的时候，脑海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那就是“假期越多越好”。除了少数吝啬鬼般的老板，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假期———或者至少口头上会这样说，他们还都认为，休假能很有效地让员工放松身心，起到“充电”的作用。

但沃顿管理学教授罗斯巴德则是为数不多的怀疑这一论断的学者之一。她称这种充电效应只能维持不到3天的时间。而对于许多上班族而言，这3天要让他们付出不菲的代价———不光光是经济上的代价。“假期越长就对我们越有利吗？这得取决于你拿什么作为交换。”如果更多的假期意味着少挣钱，有些人可能会放弃休假，继续工作———为孩子的大学学费、自己的退休金，甚至是一所海边小屋而不断积蓄，即使他们很少能抽出时间去住上一阵子。

她指出，研究还表明，有些人“囤积”了好几周的休假时间。分析师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的老板不鼓励他们休假，或者他们担心休假归来后工作会堆积如山。但很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些人就是离不开工作。

在美国，诸如《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很喜欢炫耀美国的生产力和职业道德，而欧洲的媒体评论员则轻蔑地指出，美国人的生活已变得乏味无趣。欧洲人似乎更看重闲暇时光，而美国人则更多地强调“赚钱消费两不误”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