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始，至其经商失败止。卷首九死一生自白他出来应世的20年间所遇见的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小说就是展示这种怪现状，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抚，下至三教九流，举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骗子等，狼奔豕突，显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肌体的溃烂不堪。小说富有特色的部分是对封建家庭的罪恶与道德沦丧的暴露。在拜金主义狂潮的冲击下，旧式家庭中骨肉乖违，人伦惨变，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直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丑恶灵魂。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凉薄无行的伪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干没亡弟万金遗产，夺孤侄寡娣的养命钱，几令九死一生流落街头。其人不苟言笑，动辄严斥子侄，而所做暧昧情事，令人齿冷。宦家子弟黎景翼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高谈性理之学，却百般虐待将他自襁褓抚养成人的祖父。书中落墨甚多的苟才，也是被他的亲子龙光勾结江湖草医害死。旧家庭中的深重罪孽，令人毛骨悚然。作家抉发官场黑幕，亦颇重从道德批判切入，直斥“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第五十回）。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苟才，便是这种“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典型。他夤缘苟且，几度宦海沉浮，为求官星照命，竟将如花似玉的寡媳献与制台大人。此外，书中对于清末官吏的庸懦畏葸、恐外媚外，也有相当生动的刻画，体现了作家的爱国义愤。小说还万花筒似地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龌龊诸相，其中作家揣摩最为熟透的则是“洋场才子”。这些浮薄子弟，徙倚华洋二界，徜徉花国酒乡，胸无点墨，大言炎炎，笑柄层出，斯文扫地，充分显示了畸型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空虚和堕落。 本书也反映了作家追求与幻灭的心史历程。书中着意推出一些正面人物如吴继之、九死一生、文述农、蔡侣笙等，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吴继之由地主、官僚转化为富商，是我国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形象。他与九死一生所经营的大宗出口贸易，曾经兴旺一时，差可自豪，足以睥睨官场群丑，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然而作家笔下商场人物的心理构型仍然是旧的，作家着力刻画的是他们的义骨侠肠，彼此间肝胆相照的深情厚谊，都还缺少商业资本弄潮儿的气质，他们最后的破产则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命定归宿。蔡侣笙，则纯然“清官”模式。书中正面人物无例外地被人欲横流的尘嚣浊浪所吞没，“实业救国”、“道德救国”，―一破产，体现了作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李葭荣《我佛山人传》）的心灵搏斗历程。小说突出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笔锋凌厉，庄谐杂陈，辛辣而有兴味。如苟才初次亮相，他那如瓶泻水般的谈吐，旁若无人的意态，寥寥数笔，跃然纸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以九死一生20年间的悲欢离合、所见所闻贯穿始终，结构上成一抟结之局。不足之处是材料不免庞杂，有些形同话柄的联缀。 在结构上，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作为小说故事线索与叙事视角“我”的存在，却忽略了“我”本身也是小说中的人物。“我”的荣辱兴衰与小说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小说“以省疾遭丧起，以得电奔丧止”，始从家乡来，终又回家乡去，”且开卷时几个重要人物，于篇终时皆一一回顾到”，可谓“首尾联络,妙转如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了说明该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可以“我”与吴继之为例加以说明。 “我”在南京无依无靠时遇到继之，继之收留了“我”。“我”也因此成了他的幕宾，继之人生的兴衰与“我”自然是休戚相关了。继之是进士出身，又由于有藩台这样的世交关系，他的仕途起初还算顺利。到44回他终于署理了江都县这样的美差，仕途至此达到顶峰。但藩台也因署理安徽巡抚而调离本省，可见作者在写继之升官的同时，也为他丢官埋下了伏笔。无独有偶，第59回继之因拒绝制军下人的敲诈而被罢官。由于继之早已涉足商业，他此时的商业也开始兴盛，因此丢官并未对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丢官与其商业的最终失败有着内在的联系。继之的生意在此后的日子里开始逐渐达到鼎盛，而作者却在80回以极淡的闲笔也提到了芜湖生意被人倒账的事，虽然这次事件“我”轻易地将其解决了，但它也说明生意最终的失败并不是凭空而生。最后由于“我”去接叔父的孤儿，继之回乡丁忧，由于本家吴作猷第一个倒账，整个生意被牵动,遂全部倒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继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排在59回，正好在过半以后。另外，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我”的伯父及苟才也都有了结局,重要人物蔡侣笙也陷入了绝境。“我”因避祸不得不潜归家乡，小说也就这样自然地收尾了。由此可见，小说虽然是以“我”为线索串起众多的短篇故事，但却暗里将其巧妙地与小说的结构与情节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有别于那些可以无限写下去的现形记小说。